【一鏡到底】黑暗之光 江賢二

原文轉載出處|鏡週刊

記者| 簡竹書

攝影| 王漢順


畫家江賢二今年80歲了,儘管2年前在北美館的回顧展大受歡迎,他仍像個上班族般,日日準時工作,最近作品主題是疫情、戰爭。他前半生長住紐約,做過售貨員、裝潢工,就是不肯為商業而畫,也幾乎不交朋友。


56歲他搬回台北,畫作一再賣出高價,他卻又在六十多歲時想停筆去賣麵。直到搬去台東,他的畫作從著名的暗沉感,忽而繽紛。他一直在苦厄中尋找光亮,卻對藝術始終虔誠,他曾對好友說,希望有生之年都不會見到作品在蘇富比被拍賣。



這裡是施工中的「江賢二藝術園區」,就在江賢二住家下方,江賢二花錢購地、規劃,並捐出作品,讓藝術園區以基金會的形式運作,開放民眾參觀,預計2年後完工。(鏡週刊提供/王漢順攝影)


 

江賢二小檔案


• 1942生於台中

• 1965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畢

• 1967先赴巴黎,後轉往紐約

• 1975紐約第一次畫展

• 1994紐約第二次畫展

• 1998返台定居,陸續辦過6次畫展

• 2008移居台東

• 2020舉辦江賢二回顧展

• 作品:《巴黎聖母院》《遠方之死》《百年廟》《比西里岸之夢》等


 




年輕人熱衷的儀式感與小確幸,這位80歲老人家早已日日實踐。江賢二每天凌晨四點起床,煮咖啡、放音樂,欣賞太平洋的日出,然後開始工作。



江賢二的畫室,他的衣鞋上都沾了不少油彩。(鏡週刊提供/王漢順攝影)


每住一個城市 都是一個故事

於是我們與他約凌晨4點採訪,他的住家兼畫室位在東海岸的金樽,一個介於都蘭與長濱之間的小漁村,我們抵達大門時,一抬頭是滿天星斗,前一天傍晚還有絢麗晚霞,忽然就明白了這位每天要讀《紐約時報》、看CNN,過去60多年都住大都市的畫家,為何從2008年便長居這個偏遠漁村。

採訪在他美麗的迷你游泳池畔進行,前方是太平洋的日出。他遞上兩杯濃濃的espresso,醇厚芳香得堪比義大利咖啡館現煮,他說在台北一間兼售咖啡豆的畫廊買的,接著從屋內拿出手提音響。「咖啡是一定要的,然後一定要聽巴哈,我都放顧爾德演奏的〈郭德堡協奏曲〉,這裡看得到綠島,光線慢慢亮,旁邊有巴哈鋼琴曲,那種境界真的很難形容。」

他住過許多地方:台北、基隆、巴黎、紐約、台東,每住一個城市,都是一個故事。他是知名畫家,幾幅代表作便是在這些城市畫出,他的作品動輒破百萬元,2020年他在北美館辦回顧展,儘管是不太好懂的抽象畫,卻大受歡迎,年輕人搶著排隊拍照打卡。

江賢二早在15歲就決定當藝術家。他出生逢二戰,父親長年在泰國做生意,體弱的母親替人縫補衣服賺家用,但他11歲那年,母親就病逝。他初中讀建中、高中讀師大附中,功課甚佳,然而最後他選擇師大藝術系(今美術系前身)。


畢業後,他短暫在基隆當美術老師,也繼續畫畫,畫室就在海港邊。年輕窮畫家的夢想之地是巴黎,畢卡索、海明威的巴黎。那時機票奇貴,簽證也難拿,江賢二日日望著港邊貨輪,幻想如何偷渡去巴黎。

幸而父親出錢買機票。但終於到了巴黎,他卻短短一年就失望離開,轉往紐約這個活力四射的年輕城市,他驚見那兒的藝術家連帆布都拿來創作,大開眼界,一住30年。 採訪時,我們就在他滿是油彩的小畫室,看到椅子上一疊《紐約時報》。他至今每日必讀,「這裡會晚好幾天送到,有時3、4天擠在一起送,呵呵。」


拒向市場妥協 不願改變畫風


江賢二與妻子范香蘭年輕時於巴黎鐵塔(江賢二提供)

在紐約,他與妻子展開一段料想不到的經歷。他讀師大時認識學聲樂的范香蘭,藝術家多情,范香蘭卻至今是江賢二唯一交往過的女友。「出國前她在國賓飯店唱英文歌,我常笑她的英文歌唱得不好,只是長得漂漂亮亮又會唱英文,人家就給她很高的pay。但她的藝術歌曲唱得很好。」兩人畢業後成婚,浪漫的藝術家笑道:「我到現在還是叫她女朋友。」

江賢二親切好聊,然而,據說從前的他完全不是這樣,在紐約時期尤其憂鬱少話,連朋友都不交。

剛搬到紐約,江賢二到禮品店當售貨員、到餐廳當裝潢工,范香蘭則在廣告公司工作,同樣才華洋溢的她後來開了一間高級訂製服店,「她自己設計,找人家縫製,有時會要我幫忙配色,我就說這灰色應該配一點黃色。」江賢二還兼當送貨員。

他繼續畫,7年後終於在紐約舉辦個展,只是,沒賣出任何一幅畫。那年代流行普普風,最知名是安迪‧沃荷,江賢二的極簡主義已不時興。他曾遇到知音,那人正是安迪‧沃荷的經紀人,叫艾文‧卡普(Ivan Karp),他開設的畫廊是蘇活區的重心。卡普極欣賞江賢二,但他建議江賢二改變畫風,因為藝術市場不流行極簡風了。

江賢二卻不願妥協。「不能說你年輕時喜歡藝術、決定從事藝術,畢業幾年後卻去畫那些比較商業的東西。你去做什麼工作都可以,去做生意都還對社會比較有貢獻。我的意思是,有一點不值得啦。當然,這很難。」

倒是妻子的服裝店生意越來越好,後來遷到曼哈頓的麥迪遜大道,街上盡是香奈兒等名店,范香蘭的店也不遜色,第一夫人、大使夫人皆是顧客,「每年九月有聯合國大會,大使在開會,太太們就到我們那裡shopping ,有的大使夫人每年都會到我們店裡買衣服。」那時,兩人已四十多歲。

范香蘭的時裝店受歡迎的原因之一,是店裡放有江賢二的畫作,整間店味道就是與眾不同。不時有人詢問畫作,例如《巴黎聖母院》,范香蘭總得解釋畫作是非賣品。

那時,江賢二終於畫出滿意的作品。先前他總不滿意,剛到紐約前幾年甚至畫不出來,他說,衝擊太大,需要消化。直到十多年後他重返巴黎,畫出《巴黎聖母院》,才認為自己有資格當畫家。  

直到40歲畫出《巴黎聖母院》,江賢二才認為自己有資格當畫家(江賢二藝術文化基金會提供,作品編號82-02,91×127cm))

在很美的地方 難有好藝術品


第一次到巴黎時,究竟發生了什麼?他說,到了巴黎,才知道他最崇拜的雕刻家賈柯梅蒂已在一年前離世。心碎之餘,又碰到著名的1968年五月學運,「我找不到洗碗的工作,那時的餐廳就像現在的Covid-19一樣,都關門了。」

然而,有一個最根本原因,「我對巴黎的當代藝術有一點失望。」太保守?「對,沒有我想像的那麼…巴黎非常漂亮,但我慢慢發覺,比起德國、紐約,為什麼法國的當代藝術沒那麼強,因為這個都市已經太美,很美的地方跑不出好的藝術品,好的藝術品大部分是在痛苦、災難、不順利時,才可以跑出感動人的力量。」

他說,甚至台北都比巴黎有可能創造出好的藝術品,又如2、30年前的德國,「柏林圍牆倒塌,什麼都爆發了。但現在德國又變得舒適了,所以好的藝術又從別的地方出來。藝術都是一樣,不能太安逸。」

然而他到紐約接受當代藝術的洗禮後,卻是回到巴黎才畫出滿意作品,生命奇妙而永難預料。 早年沒人買江賢二的畫,後來有人想買了,他卻不肯賣。「我自己滿意的作品沒有幾張,你花了很多心力,最後去換成錢,我寧可做苦工來換錢。」

他不為商業而畫,也害怕自己太年輕就受到商業的歡迎,即使讀師大期間他就被視為天才。「藝術家也是人,有很多誘惑,一旦你年紀輕輕,收藏家就很喜歡你的作品,跟你買,你就會覺得自己不錯了。古今中外很多藝術家二十幾歲畫那個,五十幾歲還是畫那個,因為他在那個環境非常舒適。」

對藝術近乎虔誠的他,如履薄冰地與商業誘惑抗衡,包括80年代台灣錢淹腳目,台灣畫家隨便一幅畫都被搶著收藏,有人勸江賢二也回台開畫展,他依舊不為所動。紐約30年,他竟沒賣過任何一幅畫。   畫不出新東西 不如就去賣麵


這是江賢二珍藏的唯一一張母親相片,懷中的他還未滿1歲。(江賢二提供)

他的作品色調暗灰,一如憂鬱寡歡的性格。那是與現在很不同的江賢二,他的孤獨表現在畫作,「我的作品比較抽象,但我有時會在畫裡面加個人物,一個很孤獨的人。很多人說那是我自己,有可能啦,藝術家畫的常是自己的反射。」他又說,也曾在《巴黎聖母院》系列畫了媽媽牽著小孩。你是那個小孩嗎?「很難講。」

11歲那年,他親眼在房間發現母親已悄悄病逝,不知所措,卻直到一年後才放聲大哭。他回憶母親:「她對小孩很溫柔,話很少,我有印象時她已經生病,大部分時間躺在床上。她喜歡念書,喜歡文學,也有美感,會跟我說你看那個誰穿了什麼衣服,這不是那個時代的家庭會講的題材。她的氣質很棒。」母親走後,父親後來再娶,繼母生了一個弟弟。


90年代末,父親摔傷需要照料,江賢二決定獨自返台定居,妻女留在美國加州。闊別30年,故鄉既熟悉又陌生,他處處震撼,在歐美他愛看教堂,回台後則常去龍山寺,忽然靈感大爆發,他住在一間沒有熱水的漏水屋,日以繼夜創作,近乎著魔,洗冷水澡也無妨,常12點才吃晚餐。他畫出代表作《百年廟》系列,龍山寺的龍柱、香火、光明燈,他都入畫。


江賢二返台後的代表作《百年廟》系列,他以抽象而流動的方式呈現龍山寺的龍柱,右前方有著微光。此為1998年所畫。(江賢二藝術文化基金會提供,作品編號98-07,203×305cm))

他不停地畫,大概自覺作品終於夠多,自己也夠老,他願意賣畫了。他的畫動輒賣出幾十萬元,如今不少作品已飆破百萬元。


江賢二1970年攝於紐約(江賢二提供)

如此畫了多年,外界看他風光成功,但慢慢的,他感到痛苦。「《百年廟》系列我已經畫了10年,即使可以賣,但失去我當藝術家的創作原動力。如果對生活已經沒有感覺,就是行屍走肉。」他甚至對太太說,若再畫不出新東西,不如去賣麵。認真的嗎?「對啊,那時畫室在吉林路,我想到處都可以擺個攤子賣牛肉麵、水餃,這個最簡單,也不需要裝潢資金。」

畫家好友、江賢二在台東美術館最新個展的策展人紀嘉華對我們說:「江賢二是商業上很成功的藝術家,但很難得的,他沒用印鈔票的概念繼續畫。成功會伴隨壓力,比如畫廊可能會希望你畫同樣的東西或你自己屈服於這種誘惑。而你每發表一個新的系列,就要受到檢視。」他說,大概可以揣摩江賢二的心情,「有時畫不出來就是…像我年輕時也會,是滿大的折磨。有的文學家到最後都自殺了,像日本幾個作家就是面臨寫不出來的瓶頸。」

幸好江賢二還沒去賣麵就畫出新作《銀湖》,那是他回美國探視加州妻女時的一個美麗湖泊。不用賣麵了,他辦銀湖畫展。只是,畫展期間他身體不適,一檢查,竟是攝護腺癌,介於二、三期之間。   台東買地蓋屋 畫風個性丕變

江賢二曾對我們說,他從不規劃人生,因為人生無法規劃。他撐到畫展結束才開刀,幸而如今看來自是無恙,那是2007年,他早已想換地方作畫,最後找到東海岸的金樽,買地蓋屋。

此處正式江賢二日日欣賞日出與晚霞的位置(鏡週刊提供/王漢順攝影)

難料的還在後頭。搬到台東後,他竟變了一個人,連畫風都丕變。過去數十年,他一直封窗作畫,「我的作品裡,光線是最重要的,但我自己找心裡面的光,不是大自然的光,所以我一輩子創作都是把窗子封掉,我不要看到自然光線。」

怎知到台東第一天他就決定開窗,畫風也因此判若兩人,畫了幾十年陰暗肅穆色調,到了台東後他竟畫出色彩斑斕的《比西里岸之夢》。連個性都不同了,家人朋友都說他開朗快樂許多,那是我們如今看到的江賢二,明亮健談。

搬到台東後,江賢二一改數十年封窗作畫的習慣,他打開窗戶畫畫,作品也變得繽紛,此為《比西里岸之夢》(江賢二藝術文化基金會提供,作品編號09-07,170×390cm)

他自我分析,大概年紀大了,豁達了,加上台東的環境。「我如果年紀大但還關在紐約或台北,應該還是一樣。我太太就曾經開玩笑跟我說:『你歸世人咁要這樣,鬱鬱卒卒的,悶一輩子?』」

他日日欣賞東海岸光線的各種模樣。為了專注作畫,他經常以地瓜、香蕉、黑咖啡過一餐,衣服永遠同一款,常有人誤以為他沒換衣服。我們第一次採訪在台北,他穿著藍色方格襯衫,還預告在台東也穿雷同襯衫,「我有七、八件,穿衣服不用花腦筋。」

果然到了台東,一樣的藍色方格襯衫。煮完咖啡,他拿出地瓜當早餐。雖愛咖啡,他並不自己磨豆,時興的手沖咖啡他也不愛,「我沒有那個耐心去磨豆,也沒有心情慢慢沖,我很少喝茶也是這個道理。」說是沒耐心,不如說他只想把全副心力投注工作吧。



搬到台東後的江賢二變得開朗明亮,連院子外牆他都親手漆成溫暖的橘黃色(鏡週刊提供/王漢順攝影)



1998年江賢二在誠品畫廊舉辦個展,他推著坐輪椅的父親參觀,此幅畫亦為百年廟系列,他將光明燈入畫(江賢二提供)

無論是畫什麼 蘊含光與希望

藝術家不能太安逸,他從不讓自己太安逸,一杯機器煮的芳香咖啡已是極限。但其實,老天也從不讓他安逸。他有2個活潑美麗的女兒,但後來,大女兒在40歲左右發現罕見疾病。

說起大女兒,他的臉頓時陰鬱,聲音沉了:「粒線體的問題,症狀是全身肌肉慢慢萎縮,通常13歲前發病,罹患這種病很少活過13歲,醫生說她很奇特,40歲才發現這個問題,現在五十幾歲。她以前活潑外向,潛水什麼的都去。這病不可能好,全身都痛,包括骨頭,只要讓她不那麼痛就好了。」

女兒如今長年臥床,需要2個看護24小時照料。難以想像江賢二這些年經歷了什麼樣的心理過程,他繼續不停地創作。

最近,他在台東美術館舉辦個展,作品不侷限畫作,廢棄的浪板、打掉的鋼筋水泥塊,都被他拿來做成藝術品,主題包括疫情、戰爭,「本來我想用烏俄戰爭當主題,後來沒有,因為我發覺戰爭不是現在才發生,人類一直都是這樣,侵略、破壞,以後還是會這樣,連太空電影都是星際戰爭,還是在爭。」他的作品一直帶有悲憫色彩,早年九二一大地震、美國九一一恐攻,他都曾作畫。

但,「不管我畫什麼主題,都會有光、有希望在裡面,我想表達的是這個。藝術家或文學家不是光去描繪人類的悲劇,希望也很重要。」越苦厄越需要光,以前他從心裡找光,到了台東,他從大自然找光,癌症、女兒的罕病都沒讓他困在黑暗裡。

之前他聊到畫家馬諦斯時,還這麼說:「馬諦斯八十歲時生病躺在床上,無法畫畫,但他用剪刀剪紙,只有色塊,卻是那麼好的藝術品。創作是從心出來的,所以他越老,作品越pure、越有喜悅感,讓人覺得他在歌頌生命。」   藝術的苦行僧 開收工有儀式

近年,江賢二還決定捐出作品,在住家周邊蓋一座藝術園區,「我希望這是我最完整的一件作品,不只畫在畫布,園區有現代藝術、現代建築,最重要是有台東這個環境。」

他的台東好友、公益平台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,用「藝術的苦行僧」形容江賢二:「他是不被物質欲望影響的人,生活很簡單,而且在台北這麼多年一直沒買房子,本來他有預訂一間房子,還沒裝修,當他決定做藝術園區之後,需要買土地,夫妻倆就決定把房子賣了,非常無私。」

江賢二自剖:「我一直覺得藝術家對社會沒有貢獻,一輩子躲在自己的工作室,掙扎作品畫不出來。然後,如果我沒有搬到台東,可能15年前就結束我的創作生命,不會有翻天覆地的第二個藝術生命,我很感激台東這個環境。」

同樣80歲,他比馬諦斯幸運,「我現在一大早起來就有很多靈感,看到什麼都希望把它變成我的藝術品。」他開工有儀式,收工亦然,此刻他會倒一杯紅酒,偶爾配一點起司,「已經變成我的Happy Hour,我會坐在那邊看夕陽,彩霞每天都不一樣,聽爵士樂,真的很棒。我每天到Happy Hour時都很累了,但很有成就感,而且覺得很lucky,像我這種年齡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一直工作。」

日出的咖啡與巴哈、日落的紅酒與爵士,這兩樣他少有的身心享受,原來也是歌頌工作,藝術的苦行僧八十歲依舊虔誠。「這種時間很難講,每一天可以這樣,我就覺得很棒,至於能有多久?不一定。」